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20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当代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他门类，就是为了寻找他们而来。

         1968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群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年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辨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l972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讲，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令人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年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像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淘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承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l968年人的”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现，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做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讲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上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1994年春节，上海发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像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道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1968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

        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的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间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讹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哪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17年积累，太贫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能起的作用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17年政治文化在某一个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因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咽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有不少人这样做了。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亦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抗拒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自然会问，这样以镶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着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浼，30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附: 朱学勤 简介

        朱学勤，男，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至1991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